正义，作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，自古以来便是哲学家们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。从古希腊的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到启蒙时代的卢梭、康德，再到当代的罗尔斯、诺齐克，不同的正义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应运而生，各具特色，相互补充，同时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与争议。本章旨在对比不同正义理论的异同，进行批判性评估，以期为理解正义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。

古典正义理论

柏拉图的正义观

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其著作《理想国》中。他认为，正义是灵魂各部分——理性、激情与欲望——之间的和谐秩序，是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、各安其位的秩序体现。柏拉图强调，正义的本质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，而非简单的利益分配。然而，柏拉图的理论过于理想化，忽视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，其正义观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等级制的色彩。

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

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，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正义观。他认为，正义是德性的一种，是人们在行为中遵循中道原则，实现公平与善的结果。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分配的正义、矫正的正义与交换的正义，强调正义不仅是结果的公平，更是过程的公正。然而，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依然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，对于如何界定“中道”以及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实现正义，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。

现代正义理论

卢梭的社会契约论

卢梭在其著作《社会契约论》中，提出了基于人民主权的社会契约理论。他认为，正义源自于人民通过自由意志达成的契约，旨在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与自由。卢梭强调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，其职责在于维护公共利益，实现社会公平。然而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过于强调人民的一致同意，忽视了现实社会中利益冲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。

康德的绝对命令

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，提出了“绝对命令”作为正义的基石。他认为，正义是道德法则的体现，是理性存在者必须遵循的无条件义务。康德的正义理论强调，个人的行为应当遵循普遍性的道德法则，即“只按照你同时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”。然而，康德的正义理论过于抽象，难以直接应用于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境中，其“绝对性”也引发了关于道德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争论。

当代正义理论

罗尔斯的正义理论

罗尔斯在其著作《正义论》中，提出了著名的“无知之幕”假设，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其正义理论。他认为，正义的原则应当在“无知之幕”背后被选择，即人们在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、财富与能力的情况下，会选择那些最能保障最不利者利益的原则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强调公平的机会平等与结果的差异原则，试图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找到平衡。然而，罗尔斯的理论过于强调结果的公平，忽视了个人责任与努力在分配正义中的作用，同时也面临着“无知之幕”假设的现实可行性与道德合理性的质疑。

诺齐克的权利理论

诺齐克在其著作《无政府、国家与乌托邦》中，提出了基于个人权利的正义理论。他认为，正义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，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与财产权。诺齐克强调，国家的唯一合法职能在于保护这些权利免受侵犯，任何超出此范围的干预都是非正义的。然而，诺齐克的权利理论过于强调个人权利，忽视了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，其“最小国家”的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。

正义理论的比较与批判

综上所述，不同正义理论在理论基础、核心观点与实现路径上各具特色，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局限。柏拉图的正义观过于理想化，缺乏现实可操作性；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了具体的正义类型，但其自然主义倾向限制了理论的普遍性；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忽视了利益冲突的多样性；康德的绝对命令过于抽象，难以直接应用于现实；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过于强调结果的公平，忽视了个人责任；诺齐克的权利理论则过于强调个人权利，忽视了社会公平。

因此，我们需要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审视这些正义理论，既看到它们各自的优势与贡献，也认识到它们的局限与不足。在未来的正义理论构建中，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更为全面、现实且可行的正义观，既能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，又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。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传统正义理论的精髓，还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，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。